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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业的危险代沟:新老编辑正在争夺内容业的话语权

发布时间:2019-07-14

新技术和新记者正以势不可挡的劲头冲击着传统媒体的地位,面对新事物,传统媒体自然有所坚守,但唯一不该保留的,是落后的编辑室文化。


本期全媒派(ID:quanmeiapi)为你呈现数字媒体和纸媒、年轻一辈和老一辈之间的冲突与分化,看看代际差异之下这一届年轻人如何选择?



90后媒体人Alexa Peters在《西雅图时报(Seatle Times)》工作,看到传统媒体里依然存在的种族歧视、性别不平等等问题,除此外,编辑部里存在着守旧文化,新老编辑观念持续碰撞。工作过,争取过,Alexa最后选择离开。现在的Alexa是一名自由撰稿人,为《西雅图时报》、《华盛顿邮报》、Leafly、Thrillist、Amy Poehler’s Smart Girls等媒体撰写音乐和文化版的稿件。

事情起源于今年五月的一次网络交锋,90后记者Tilia Jane在Twitter上向《西雅图时报》知名记者Mike Rosenberg请教问题。聊到西雅图的生活成本问题时,话题走偏,Rosenberg在私信里对Tilia进行言语性骚扰。

事后Rosenberg表示,这只是一条手滑发错的信息,但Jane并不买账,决定在Twitter上曝光,要求《西雅图时报》进行彻查。事情似乎到此暂时告一段落,这只是#Me Too万千案例中的一个,有媒体如Crossvut在持续跟进,《西雅图时报》官方也表示会调查。

这件事勾起了Alexa的记忆,在《西雅图时报》担任资讯助理和数字主页制作人时,她看到类似的强权文化并不鲜见,这直接导致了当时27岁的Alexa选择离开,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记者。


old school vs. new school

千禧一代的困境

Alexa的选择不是个案。

在美国,放弃进入媒体业的千禧一代,尤其是千禧一代女性的比例高得惊人。2017年,《每日野兽报(the Daily Beast)》报道过6位顶尖新闻专业毕业学生放弃媒体工作的故事,纵然薪资是其中关键,但也并非唯一原因。代际分化和守旧的编辑部文化让这些新的媒体人望而却步。

讨论这个话题之前,自然不能回避媒体业的困境:数字时代,纸媒盈利空间大幅缩减,或者被收购,或者主动裁员。这直接推动着纸媒拥抱互联网,甚至重新定义媒体这门生意。以《西雅图时报》为例,为了应对数字媒体冲击,公司在2008、2012和2016-2017年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裁员和并购。从2016年到2019年4月,《西雅图时报》的员工从178降至145。

这自然也打击了员工的士气,人人自危,害怕和崩溃的情绪在编辑部蔓延。老媒体人紧守着过去所学,新记者们却要在一个快速变化又不断收缩的行业里不断学习。

《媒体业消失的一代:新闻编辑室的溃败》一书作者Scott Reinhardy认为:新一代媒体人在努力探索媒体业的方向和文化,但我并不能说,新生力量从老一辈那里得到了足够多的指导,毕竟,老一辈们忙着要给新人灌输既定的规矩和任务。


数字媒体和纸媒、年轻一辈和老一辈,这些冲突和分化由来已久。2010年,23岁的Alexandra Hazlett进入《纽约每日新闻(New York Daily News)》,看到这种固化的冲突导致双方剑拔弩张,拉锯感令人无法忍受。“数字媒体正在重塑编辑部文化,年轻人受到的挑战在于,那些司空见惯、自然而然的互联网内容,对老一辈来说却陌生无比。

技术的进步刺激着代际分化的进一步加深,吊诡之处在于,无论哪一方都无法保证自己是对的。Hazlett的前同事Joyce Chen提到,编辑部里一度被彼此互不信任的氛围笼罩着,“传统媒体人认为新人不懂什么叫‘好报道’,他们质疑‘你怎么写一篇重磅新闻?你有没有问对问题?有没有找到5个不同的信源?’但与此同时,他们又要让年轻人们有网感,适应互联网写作和报道。”


Alexa也在《西雅图时报》看到类似的情形。数字订阅用户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层推动,这个过程中,60后和70后老记者们只能努力适应新节奏。他们不懂社交媒体,质疑擅长数字化生产的年轻团队的目的和建议。很多时候,他们也不懂如何利用技术提高生产效率,甚至,还有人用着上世纪的手机。

与此同时,新一辈们把大量时间耗在电脑前,做着所谓内容“管理”的工作,离真正的报道、写作和编辑越来越远,但后者才是他们进入媒体行业的目的。

各自拥有对方所需的技能点,但代际分化导致两代媒体人难以互相交流,实现彼此融合,这也导致了孤独和不满情绪,编辑部里如死水一般,甚至把这种情绪带进了报道中。


读懂用户,首先要留住新人


传统媒体正在尝试用新故事吸引数字用户,推动数字订阅增长,也尝试留住千禧一代的新兴媒体人。从这几年文化类报道的变化中可以看出这种趋势。

举个例子,虽然这些年参加现场音乐节的年轻人占比越来越大,纸媒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却越来越少见,所以有纸媒调整了方向,关注年轻人的爱好,但代际差异导致了更大的问题。如果去读一读《西雅图时报》的艺术和文化版报道,你可能会以为,我们生活的不是同一个星球。

2015年,《西雅图时报》在报道Flavr Blue乐队主唱——一位亚洲女性时,称其为Macklemore(白人说唱歌手)的助手,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激起乐迷的不满。官方很快公开道歉,但编辑似乎也没吸取教训。第二年,体育版在报道海鹰队队员Marshawn Lynch的退休时,形容他的沉默寡言为不够“优雅”。2018年,说唱歌手Kendrick Lamar的现场被形容为“巨蟒吞噬的气势”,“(巨响)像一辆兰博基尼沿着Crenshaw大道轰鸣而来。”

男性白人记者们总是如此带着自以为是的傲慢在写作,最好的情况下只是让人不快,最差的情况下,则是明显的种族歧视。年轻一代可不会就此接受。



《西雅图时报》某次就编辑部多样化的议题召开全体大会,为数不多的少数族裔里,一位千禧一代女记者发言时明显身子微微颤抖,她发现自己看过的一些报道中,明显带有歧视。

一位年纪稍长的男性白人编辑认为,她得多说一点,而不是第一时间进行自我教育,或是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意识,但后者恰好是年轻人们在工作中所寻找的“包容文化”

Brooking报道中提到,千禧一代中有44%是少数族裔,是美国历史上少数族裔比重最高的一代。福布斯的报道中分析到,这代人会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多样化的公平,哪怕薪资因此缩减。所以,这些措辞不当的报道很影响个体感受,也因此打击了他们进入传统媒体的意愿。

记者JT Arowosaye写到:年轻用户必然是未来阅读和消费的主力,如果媒体业想要吸引这批人,需要对编辑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,首先便是招募新人,认可年轻人的价值,尊重这代年轻人,因为他们最了解如何和千禧一代们建立稳固的联系。

这些抱怨情绪的确在新闻业的池塘里激起了一些涟漪。Alexa在纸媒工作时见到不少同事会加班辅导其它同事学习数字化技能,也努力鼓励多样化。多样化力量小组逐步成型,形成了导师制,针对社会化话题的内部读书会也组建完成,有更多少数族裔加入编辑部。


改变过时的组织架构


可以说,这些行动都是在千禧一代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努力下被推动的,在这个过程里,他们常常因为监控报纸的社会化意识感到崩溃。不过,对于千禧一代而言,仅满足于多样性配置依然不够,最终需要落到管理上。

主唱事件之后,编辑部里也在呼吁改革,管理层迫切要求改变现状,态度坚决,行事积极,招聘了更多有色族裔,《西雅图时报》一位匿名员工表示,锐意改革之后,大批优秀年轻人加入编辑部,不过,其中也有不少人失望而去。

此外,编辑部里的组织化管理风格,鼓励过时的组织架构,使得年轻人的价值得不到发挥,打压了他们的才能。

比如,公司认可一种超男性化的气质——“证明自己”,这只会保持现状,无法让年轻人得到锻炼,尤其是,男性们受益于此。根据女性媒体中心发布的《2017年,美国媒体的女性地位》报告显示,在纸媒、网媒、电视等渠道上,男性得到的署名权和其它权益达到62%。

毫无疑问,这样的媒体对千禧一代女性不会有太大吸引力。哈佛尼曼实验室在2018年年末的报道中提到,“行业顽固守旧,管理和支持力度不够,成长机会较少,我们正承担着年轻一代媒体人的流失风险。”

去年11月,27岁记者Stephanie Butzer本考虑进入《丹佛邮报(Denver Post)》,但看到裁员30人的消息后改变了主意,因为“不想踏上一艘正在下沉的大船”。28岁的Kassondra Cloos也有类似的想法,原来在《每日新闻纪事》工作,迫于低薪和巨大的学业贷款,加之不够灵活的工作时间,Kassondra最终放弃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梦想,选择自由职业。

更直接的原因来自于编辑室的文化:一名男性记者告诉她,从一位管理者那里得知,女性永远不可能当上罪案报道的记者,因为这注定是一份男性的工作。对于一名22岁的女性来说,很难接受这个消息,“得不到一点鼓舞。”

Alexa也有类似的经历,在《西雅图时报》工作数月后,Alexa自认为展示了足够的热忱,技能上得到提升,做过很多采访,但接连申请三份正式工作都遭到了拒绝,她最终决定离开。

Alexa问过领导,自己是否可以申请报道奖学金,上头认为她“不合格”,“如果想从兼职转正,必须重新回新闻学院学习”。在考虑是否接受建议时,一位男记者告诉Alexa,他从没去过新闻学院。

花了两周时间准备,Alexa决定当一个自由撰稿人,更加勤奋投入工作。之后便是工资翻倍,幸福感和安全感得到提高。一切都预示着一个好的未来,但并不一定是在媒体业的未来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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